【不忘初心】老家记忆之三:难忘老屋的“文化年”
2017-01-10 14:27:15 来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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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孙朝运

 

    腊月天气短,一晃就到了过年。虽然时过境迁,我却忘不了小时候老屋的“文化年”。

 

    腊月二十八,父亲照例要买回几张年画贴在老屋的板壁上,然后带着我们刷掉屋里的蜘蛛网和烟熏火炕的扬尘,挑来新的泥土将地面填平,拍得光溜溜的,于是老屋就有了过年的气象。

 

    在团年的头天打完糍粑,当天晚上母亲就开始蒸冻粑。按现在的说法,这冻粑其实也是民间的一种“饮食文化”。

 

 

风味独特的冻粑就是用这类简陋的工具做出来的

 

    母亲将粘米加上适量的黄豆浸泡后,用石磨推成浆装在坛子里,再将一部分糯米蒸熟掺和进米浆搅拌均匀后,放在室外冰冻十天半月甚至更长时间,一直冻得糯米粒成了溶状,米浆开始鼓泡才冻到了“火候”。遇上特别冰冻的天气要把坛子搬回屋内,因为冻过了头就会失去冻粑的风味,而且也蒸不熟。  

 

    由于冻米浆比较稀,蒸冻粑要用竹编的粑粑圈铺在竹篾块上,蒙上细白布,再把冻米浆舀在粑粑圈内,用大火急蒸上汽,就成了晶莹的冻粑。冻粑还有个特点是,不需添加任何甜味,完全是一种自然的甜,入口才会清甜细腻,回味悠长。

 

    冻粑蒸熟了,母亲把锅盖一揭,满屋里都是清甜味。我们弟兄姊妹一拥而上,围在灶前灶后,争先恐后伸手就抓,谁的手伸得最长,母亲就用筷子打谁的手。直到一个个都老实规矩了,母亲才把蒸格边上不饱满、变了形的冻粑赏给我们,把好看的留着着打发拜年客。看着我们一个个狼吞虎咽的样子,母亲一再嘱咐我们莫憨吃憨胀,要不明天团年饭就胀不下去了!

 

    母亲在菜疙兜上面雕刻一些图案,待冻粑冷却后印在上面,几大筛子冻粑就像冰山上盛开着红红绿绿的花儿。如今冬天少冰冻,加上工艺难掌握,很少有人做冻粑。随着母亲的离世,她的冻粑制作手艺也失传了,可是冻粑回味悠长的清甜却依然留在我们的记忆里。

 

 

风味独特的冻粑就是用这类简陋的工具做出来的

 

    过了正月初一,我们就盼望拜年客快些到来。老屋上下院子的拜年客到齐了要坐好几桌,我最盼望姐夫早点来,因为他家的现代小说比较多,每次来都要给我带几本。

 

    其实父亲收藏的古代小说也不少,我经常带到学校显摆,被老师或同学借去,大多收不回来,剩下的被父亲用油纸包裹起来藏在楼门后面,还是被我找到了。

 

    那时节,煤油按户凭票供应,像我们一大家子人要非常节约才勉强够用。父亲就在板壁上钉一块木板,把煤油灯放在上面,昏暗的灯光虽然照到整个屋里,但没办法看书。于是我每天晚上守在灶门口烧火煮猪食,借着火光看完了父亲的十几本古代小说,看完了姐夫的几十本现代小说,父亲说我快成书呆子了。

 

    随着拜年客的到来,老屋的“文化年”也渐入佳境。

 

    每天晚上,所有的拜年客和上下院子的人都聚集到我们家听父亲唱书。父亲收藏的民间唱本不少,至今我还记得一些,如《蟒蛇记》、《潜龙马再兴》、《安安送米》、《秦雪梅吊孝》、《柳荫记》等等。内容上大都是抑恶扬善、因果报应之类的;表现形式说唱结合,唱的部分又分七字句和十字句,一般七字句是叙事,十字句是抒情,两种句式的唱腔也不一样。由于这些民间唱本唱腔宛转悠扬,故事感染力强,男女老少都爱听。

 

    火坑里一堆树疙兜燃得明晃晃的,父亲把煤油灯挑得亮亮的,端一杯浓茶,拿着唱本坐到桌子跟前,一声轻轻咳嗽,满屋的嘈杂声戛然而止。

 

    父亲的唱腔把人们带进了书中的故事里,大家的情绪也随着故事情节时而开心,时而感叹,时而悲伤。倘若这时有人不知趣插话,立刻就有人毫不客气的瞪眼制止,插话的人马上不好意思地把话咽了回去。唱到《安安送米》之类的悲情故事时,往往引起一片抽泣声。

 

    从正月初二晚上一直唱到初七八,父亲的眼睛熬红了,嗓音也嘶哑了,后来幸好老屋下院子的一位拜年客与父亲轮流坐场,父亲才有了休息的机会。

 

    光是唱书还显得不够,父亲就把新四河的涂石匠和沙子坎的谭老汉请来讲评书。我印象最深的是涂石匠讲的《张三丰》系列故事和谭老汉讲的《说岳全传》。

 

    我们从小生活在那个山湾里,几乎与世隔绝。我常常坐在院坝边的石梯上,双手撑住下巴,呆呆地望白云在簸箕宽的天上飘荡,心想要是跟这白云一样到处飘该多好啊。在我们湾里,孩子们唯一好玩的就是下河捉螃蟹、捞餐子鱼或者坐着板凳在田里滑冰。

 

   “文化年”虽然只有那么短暂的几天,但给我们自小的生活植入了文化的基因,诱发了我们比湾里其他孩子对文化生活更多的热情和向往。

 

    我们再也不满足捉螃蟹、捞餐子鱼、滑冰这些生活的乐趣,也不满足唱书、讲评书这一类的文化生活,而是渴望享受更丰富的文化娱乐。

 

    跟大人上街,是我最高兴的事。每当远远地望见柏杨坝街头碉楼顶上那朦胧的飞檐翘角,心里就开始激动起来,因为马上就可以在供销社的柜台前,隔着玻璃看到好多的连环画,虽然没钱买,但多少也有些满足。

 

    看电影是那些年农村最高档的文化享受。为了看电影,无论路多远我们都不怕,再大的苦也能吃。记得我和二弟第一次跑到大队后湾院子去看《铁道游击队》,附近的人都带有凳子,我们只能站在边上看。当看到飞车夺枪、打票车那些场景时,我激动得忘乎所以地大声喊叫,立刻惹来一阵责骂声。

 

    更可笑的是,我不知道电影的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,会不会像奶奶讲的当年她们在柏杨坝看皮影戏,有人在幕布后面说话?于是我转到银幕后面,没有看到人只看到一个箱子,原来声音就是从这箱子里发出来的,可是我也纳闷,这箱子装不下一个人哪!

 

    当银幕上出现“再见”的时候,电影结束了。院坝里喊爹叫娘、呼娃唤崽的声音和板凳的磕碰声此起彼伏,人们随着电筒、火把的光亮潮水般地往外涌去。我却拉着二弟守着放映员收拾东西,想知道音箱里到底有不有人。这时下起了大雨,我和二弟只好在院子里大队办公室的走廊上蹲了一夜。

 

    还有一次我和二弟翻过核桃观大山,跑到地坪去看电影,散场后我们没得火把,而且夜间也不敢爬核桃观,就在那里哭。一位姓蒲的好心人把我们带到附近的猪圈楼上,在包谷叶壳里找到了归宿。

 

    为了看电影,我也流落过街头。记得那次在柏杨坝街上放映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,第一次听到放映员用普通话解说,觉得好新鲜。看完电影一个人不敢回去,因为街上离家有十几里路,我只好在关庙坝上一家小吃店的灶孔边偎依着。临街的灶门口常有流浪狗来光顾,让我熬了一个难眠之夜。

 

    常言道,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老屋的“文化年”总是随着拜年客的纷纷离去而谢幕,老屋的热闹一下子变得冷清起来,过年的好生活也不复存在,我的情绪一落千丈,巴望着第二个春节快点到来。

 

    离开老屋三十多年了,如今虽然我在老家已经上无一片瓦,下无一寸土,山无一棵树,但老屋依然是我的精神家园,无论浪迹天涯,无论外面的世界多精彩,这里才是我灵魂停靠的港湾!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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